产业分析

任何民族成员都首先作为公民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国家认同是维系国民统一的国家社会生活的必要前提。

区块还将发给每一个结点，这样又进一步保证交易记录的真实可靠，完全无法篡改的。大禹治水的方法再次教导我们，对于像区块链这些新兴技术，不能简单划归洪水猛兽，努力洞察、善加利用或许是更好的办法。

在这一基础上Vitalik Buterin 又创建了乙太坊，不仅可以发行电子货币，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智能合约五、结语 技术革新必将产生法律变革。然而，区块链技术却给了音乐人和艺术家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传统的编程思想是中心主义的，比如一个网站或者一个App是架设在一个中心服务器上，这个服务器就是绝对的中心，任何人使用网站或者App，本质上就是在访问这个中心服务器，这依然是当下主流的编程思想，我在HOW实验室做的绝大多数实验也都是采用是中心主义思想。（四）区块链技术对知识产权资产管理的挑战 当下的艺术创造市场还是完全掌握在一些大的平台手上，这让很多音乐人、艺术家很费解：努力创作却为他人做嫁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源创艺术创作的积极性。

当然，在以太坊上布署一个智能合约是需要花费以太币的，因为它需要矿工们把智能合约的代码记录在区块里，并且发送给每一个结点，因此智能合约同样是不可修改的。中心帐本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却实存在。也就是高鸿钧教授所说的，中华民族要在未来的文明冲突中得以延续，必须万众一心，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不断增强文明的实力，……没有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有力的批评，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不会探讨这点）。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看看专著所集中讨论的四种法学理论模式或研究进路是否同样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并忽略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探索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邓教授认为，‘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和忽略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探索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已有论者指出，虽然邓教授认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但专著中并没有论证如何排除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后者是因，前者是果，亦即是说，人们在为中国发展法律理想图景上下而求索的过程中，茫然无头绪，而西方现代法制的示范作用极具吸引力，所以便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化范式和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首先，大部分现行中国法律规范都是中国制造、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既非照搬自国外，亦非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而对这些规范的研究的正当性应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这样，我们便能完成吴经熊那一代学者尚未完成的使命，而现代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一种以汉语为表意系统，关于中国人世生活和人间秩序的法律之道，中华民族的生存之道，必盛于吾侪一辈手中。

邓教授认为这种法学主要是关乎相关的部门法的逻辑结构的，它以西方法为依据，‘复制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于中国，并不关注中国社会现实。贰 虽然如上所述，笔者对专著中对26年来的中国法学的总体评价不敢苟同，但笔者仍然认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所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学术贡献是绝对不容低估的，它在我们之中所引发的思考是丰富而深刻的。

专著中对这两位学者的著作的讨论有一定的选择性，以他们早期的著作为主。同样地，专著没有探讨苏力在《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和《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等书中的研究是否也在现代化范式笼罩之下。其次是谈专著中的创意与洞见，从而评价它的重要性和贡献。虽然专著里对梁治平在不同时段的学术取向的差异有仔细的分析，但它并没有说明梁教授较后期的著作是不是同样受到现代化范式的影响，还是已经脱离其影响。

专著中常常提到这26年来的中国法学，并论证它如何受到现代性范式像背后的无形之手那般的支配，导致学者在有意无意之间接受了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作为中国法制或法治发展的目标，从而荒废了构建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重要工作。另外，相对于以成文法典为特征的欧陆国家的法制，由个别判例累积而成的英伦普通法受到自然法理论影响的程度似乎较低。以法理学来说，正如张文显等教授指出的，我们并未形成自己的法理学学术传统。应当承认，权利本位论对权利这一概念作为法的基本或基石范畴的理解，源自西方近现代法学传统而非中国法的传统。

在笔者看来，他提倡的主体性的中国，不单需要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问题意识——例如从社会学以至其他社会科学的角度探讨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它在全球化世界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等挑战，更需要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其实在这些著作中，苏力充分表现了他对中国现实情况的关注，更对那些盲目以西方标准评价当前中国法制状况或不假思索地提倡引进外国制度的主张提出猛烈的批评，在这些方面他的立场与邓教授颇为接近。

其次，不可能要求所有部门法的研究都变成法社会学（或苏力所谓的社科法学），对于概念和规范（或black-letter law）的一般条文性和注释性的研究与重视法律在社会中的实施情况和法律与其他社会因素的互动的法社会学或法律与××的研究，各有其应有的领域、价值和贡献。中国法学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它任重而道远，然而，它目前的能力与它所肩负的重任并不相称。

其实中国法学在20世纪也一度落于花果飘零的命运，民国时期曾繁荣一时的，甚至出现过一些学贯中西、同时了解中国法传统和西方法传统的人物的中国法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全盘摒弃原有法律秩序的政策而出现断层，直至改革开放的年代才有机会慢慢开始弥补。在这方面，应当指出，自然法学说在西方法律史上的角色固然重要，但是其他学说和学派（诸如中世纪罗马法复兴时期的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教会法学，19世纪构成德国等欧陆国家法典化运动的背景的历史法学派、学说汇编学和法学实证主义）在推动近现代西方法制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至于相对于这些其他学说或学派，自然法的作用是否更具关键性，则尚待考证。尤其是作为法学基础学科的法理学，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探讨，回顾当代中国法学走过的道路，评价其当前的状况，反思其前景，更是当今中国法理学的应有之义、责无旁贷之担当。的概念或所谓语词的实体化。邓教授曾大力主张回到经典，意思是应精读现代（西方）思想大师的经典著作，但笔者认为文化自觉也要求我们回到中华文化的元典和其他经典。邓教授自己没有用到文化的话语，他用的是现代社会学的话语。

因为有了这个用语，26年来的中国法学就好像成了一个实体，一件实际存在的、具体的、完整的、具有特征甚至本质的东西。至于对不关注社会现实的批评，可以有两种回应。

邓教授之所以提出法律理想图景这个概念和词语，显然是受到西方自然法学说在推动西方近现代法制发展方面的历史作用的启发。这些年来，我们的一些同道者——如朱苏力、许章润、舒国滢等教授——对这个问题都提出过他们的真知灼见，邓正来（1956~2013）教授更名正言顺地、用心良苦地以这个题目作为他的论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1~4期）和专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以下简称专著）的篇名和书名，从而启动了一场在我国法学界难得的、广泛的、意义深远的讨论。

如果不能确立梁治平和苏力（作为专著讨论的四种代表26年来的中国法学的学派之其中两种）的整体学术取向是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支配的话，那么要确立26年来的中国法学的整体乃是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路途便更为遥远。我们不但需要在分工后的个别领域取得突破，更需要在整合工作上取得突破。

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要重建我们的价值系统和社会秩序，我们要在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找到我们的位置，我们更要培养和提高我们参与国际事务和各大文明之间对话的能力，从而对人类文明作出不逊色于我们的祖先的贡献。有论者甚至提出了人类法律图景的用语和概念，这种比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和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更具普遍适用性的法律理想图景的存在、发掘或建构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抹杀的。《论语》云：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在这部专著所引发的大量评论中，最令笔者产生共鸣的是魏敦友教授的意见。

在中国法理学的语境中，权利本位论不但针对像以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基调的法律观，也针对与权利本位论同时存在并与其互相辩论的义务本位论以至权利义务并重论等法理学思想。叁 20世纪新儒学大师唐君毅曾以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为题著书，探求在近代饱经风霜的中华文化的重建和复兴之道。

也就是许章润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当今中国虽是大国但仍是弱国，因为她在软力量上有所欠缺。其实如果只是说不应盲目地全盘西化，在引进西方制度和规范时应注意中国的现实情况，对于传统文化应区分其精华与糟粕，从而去芜存菁，这便不外是老生常谈。

魏教授是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与中西文化论争的大历史背景去理解专著的时代意义的。我们同时需要精细的学术分工和（法学）学科之内以至跨学科的学术整合。

至于专著予以评价的第三和第四种研究进路——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虽然有受到现代化范式影响之嫌，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表示这两位学者到目前为止的整体学术成就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支配。笔者在此献出愚见，但愿能抛砖引玉，就教高明。最后是简要陈述笔者对中国法学往何处去的个人看法。2004年的人权入宪以至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积极参加国际人权活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功于法学界对权利本位和人权等概念的推介和学理说明。

但是，这个用语的使用，会不会掩盖了——或至少把我们的注意力移离——以下的事实，就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法学是在不断转变或演化之中的，在不同的时段，它的焦点和主要取向不尽相同。要成全后者，我认为应开拓一种综合法理学，从事综合法理学研究的学者应是通才而不必是专才，他们从事的是创意性的整合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既学贯中西，又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有能力把中西法文化和法律思想融会贯通，应用于当代中国，从而营造一种现代型的中华法文明，一种崭新的、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文明。

举例来说，人格尊严、人权、宪政等现代价值理念是否可理解为一幅现代人类法律理想图景的主要构成元素？我认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缺乏深厚的学术传统，决定了法理学的起点很低，制约了法理学的迅速发展。

此外，专著里面提到的四种学派或理论模式，是否可以涵括26年来的中国法学或者至少反映或代表其总体面貌，也大有可疑。刘星和张伟仁两位教授曾不约而同地撰文，分别指出中国法学界无论是对当代西方法理学还是对中国传统法制，都是认识肤浅、一知半解的。